傳統農耕生活、宗法關系等，構成了中國文化原創的基本背景，而農耕與宗法制度所導致的最顯著的結果，是“家”文化的形成。在此基礎上，家本位成為獨具的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大出發點。

　　“家本位” 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中國文化傳統中“家”的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重要性，即整個社會的組織結構、國家制度都是以“家”為模式和本原，就是最基本的單位;二是由家本位衍生出來的“家”文化，即將家庭的倫理與制度作用于社會組織的過程與結果。

　　張東蓀先生在《理性與民主》一書中認為：“中國的社會組織就是一個大家庭而套著多層的無數小家庭，可以說是一個‘家庭的層系’……在這樣的組織中，沒有‘個人’觀念。”在“個體意識”為意識核心的西方社會，單獨的、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個人，是西方社會組織結構中最基本的單位，即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而中國的傳統社會則不同，它最基本的單位是家庭，并且家庭不可以再分割為個人。因為家庭是最天然、最穩定、也是最可靠的群體，個體脫離這一群體就無法實現其社會價值和自身價值，即而一方面表現出更依附于家庭、從屬于家庭，另一方面則體現出其家庭榮譽感、集體感、責任感和奉獻精神。

　　事實上，在社會公共領域，家庭群體意識遠非局限于直系血親的“家庭”，它可推演擴展到“家族”和“宗族”，甚至整個國家。因為宗族不過是家庭的擴演，民族不過是宗族的放大，朝廷不過是家庭的升格，國家不過是以君主為父、臣民為子的“大家庭”。所以，在“家本位”的傳統社會下，“家”的概念延伸到了從家庭到朝廷、從百姓的日常生活領域到官吏安邦治國的政治等各個領域。

　　在這一前提下，群體意識和宗族觀念的不斷強化著“家本位” 的“文化因素”，比如，中國的族群特別講求家族的群體性與不可分割性，家族的核心是保護和發展血緣和擬血緣群體共有制，它“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家族的倫理被轉化為社會整體的倫理，從家族倫理中的孝推出政治倫理中的忠，從家庭中的父母的慈愛推出君主的仁政等;同時，國君始終是血緣氏族的族長和擬血緣國族大族長，家長制也進一步衍生出了具有專制主義色彩的權威性等等。

　　進一步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舍利取義”觀及特殊主義的人際關系也來源于家文化的觀念

　　。既然在一個大家庭里，對于財產的分割自然是要堅持“義”字為先——以家庭的穩定與和為主要依據，沒有個人的財產權利;家的觀念，自然也產生了特殊主義的人際關系——在自己人之間講求合理與合法。正如費孝通先生認為的，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親屬關系是“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從生育與婚姻所結成的網絡，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這個網絡像個蜘蛛的網，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這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