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沒有人負責的問題而制定的面向全體黨員、追責對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力，管黨治黨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選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連續出現問題，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于2017年6月28日審議并通過。

“問責”就是追究責任。在政，就是追究政府官員責任;在黨，就是追究黨的干部的責任。據報道，《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問責焦點更為集中，即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這5方面，開展問責。問責情形有3條標準，即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問責包括3種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

有許多人可能已注意到，盡管早在2009年，中辦、國辦就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但十八大以來，在中央領導講話和黨的文件中，有關問責的話題，出現更為頻繁。2013年1月，在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就提出，“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無論是黨委還是紀委或其他相關職能部門，都要對承擔的黨風廉政建設責任進行簽字背書，做到守土有責。出了問題，就要追究責任。決不允許出現底下問題成串、為官麻木不仁的現象”。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今年以來，“問責”熱度進一步提升。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強調，“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王岐山同志更提出，“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

中央為什么如此重視“問責”?這與成立95年的大黨今天所擔負的重大責任和所面臨的從嚴治黨難題息息相關。一方面，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務艱巨，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等問題，仍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存在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尤其是近年來，在反腐敗大背景下，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不作為、不擔當、不負責，且有逐漸蔓延之勢。對此必須對癥下藥、標本兼治，特別亟需從加強制度建設入手以治本。出臺問責條例，就是治本的一個重要舉措。

問責，隱含著權責對等原則，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以往，我們習慣于官員出了大事才追究責任，甚至只要不觸犯黨紀國法，即使出事一般也不直接承擔責任。官員權力很大，責任卻不很明確。2003年“非典”以后，問責才慢慢開始運用和法制化，尤其在行政問責方面。但黨內問責法規體系建設仍顯滯后。2009年“暫行規定”權威性系統性不足，比如被問責官員如何復出不明確，屢受詬病，問責效果受到質疑。因此2013年“規劃綱要”提出要進行修訂，包括“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問責條例的出臺，使問責制從“暫行規定”上升到了“條例”的權威高度，使權責對等原則得到了黨內法規的嚴格規范。它將促使人們由更嚴肅的事后追責，進一步重視和關注更明確的事前明責，從而有效地把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縱向壓給各級黨組織，橫向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更重要的是，它告誡和警示全黨，*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內法規有剛性，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失責必問將成為常態。這就抓住了黨員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以問責倒逼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認真貫徹問責條例，就能將從嚴治黨的整體責任，轉化為各級黨組織的具體責任;把中央的擔當精神，轉化為各級黨的領導干部的擔當行動，使“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成為黨的干部的自覺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