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個字,引發了全民熱議。作為這一熱點改革的“主力對象”,青年公務員到底怎樣看待它?

　　“高強度”工作壓力

　　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員林晨(化名),可能是“提低”的覆蓋對象。

　　在北京三環,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樓里,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們的私人空間,是三室一廳中的一間主臥,“租金一年比一年貴。”

　　面對遠高出工資的房價,林晨已無法考慮在京購買商品房。“我的同齡同事里,約有七成都沒有解決買房的問題。”

　　對她而言,生活壓力大于“高強度、高要求”的工作壓力。“在部委機關,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壓力。但我們‘80后’的生活壓力比‘60后’‘70后’的領導層大多了。”林晨坦言,“在他們那個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貼也較多。到我們這一代,拿這么點工資,又正是養家糊口的時候。”

　　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發布了一份《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各年齡段中,“80后”公務員群體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顯著低于總體平均分”。

　　社科院報告認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層公務員群體中多數人,從事現職工作年限不長,且剛剛畢業不久,正在面臨來自工作(例如定崗、調崗、升遷等)和生活(例如擇偶、購房、養老、育小等)等多個方面的現實壓力,這都成為影響其心理健康狀態和程度的消極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時,有一種“高大上的滿足感”。過年回家時,親友問起,她也有“衣錦還鄉的自豪”。“但這種滿足感,抵擋不住時間流逝、生活現實帶來的窘迫感。”她坦言。

“寒門貴子”在減少?

　　陜西西安的公務員王路(化名)雖然在國家機關駐省單位工作,但工資仍參照省級公務員標準,基本工資只有2500元,“也沒多少福利”。

　　他發現,在這一收入水平的公務員隊伍中,“家庭經濟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因為家境小康的年輕人,后顧之憂比較少。”

　　與此相對,公務員隊伍里“寒門貴子”的情況在減少。“因為,如果是家境貧寒的青年人,他求職的第一條衡量標準就是薪酬。”而現在基層公務員1000～5000元的薪酬水平,已經很難滿足在京上廣深等大城市的“立足”訴求,“更無法支援家庭生計”。

　　但在王路自己看來,公務員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榮譽感。“做公務員,我感覺很光榮。”

　　“說白了,就是一種社會地位。”他說,“我并不是看不起別的行業。就好比一個法官內心向往榮譽,他就不會為了一些錢出賣自己的權力。”但工作兩年了,他承認多少有了一些倦怠。

　　中國社科院前述調研報告發現,高達79.89%的基層公務員存在“輕度工作倦怠”的現象,而6.40%的基層公務員表現出重度工作倦怠。

　　“公務員比其他人擔負更多社會責任,對我們的道德期許也比很多職業高,我們自己也有認同。但只提期許,沒有物質保證,最終也很難實現。”林晨坦言。

　　她說自己的偶像是身邊的一位老領導,“甘于清貧、兩袖清風、從來不考慮個人得失”。“我也有純粹的浪漫主義精神、默默奉獻的精神,向往成為他,但很難成為他。比如,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也想見義勇為,但這就需要社會誠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我們現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齡,想為大家多奉獻,也得保障我的小家。”

并非單純加薪

　　“限高提低”得到多數青年公務員的認同。林晨認為,討論者們只盯著“公務員漲工資”,是有誤區的。“如果僅僅是改革薪酬,我懷疑最終效果會有多少。改革可能會成本很高、阻力很大,可能挨了罵,但到每個公務員手中,實際只有幾十到幾百元。”

　　正如她所說,目前正逐步“露頭”的公務員薪酬改革方案,并非單純的加薪。“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這24個字的方案,再度成為各界焦點。

　　此外,公務員隊伍“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體制,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務員詬病。“年輕人忙得要命,升不上去的老人閑得要命。而且后者當年也可能是我們這樣很有激情的年輕人。”王路說,“因為‘為官就是不為’的邏輯,干得多還可能出錯,今天忙的年輕人,明天就可能成為閑得要命的老干部。”

　　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的行政職能轉型,則被青年公務員看好。“政府承擔了大量不該政府承擔的職能,真正把職能分給社會,才能給公務員隊伍瘦身、減負。”林晨說。

　　正如在中央某部委工作了5年的王云(化名)所說,在公務員的中低級職位上,“晉升公平性相對來說還是可以保證的”。“如果說是懷有一點點愿望或期許,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多給年輕人一些上升渠道的希望。給我們一些施展才華的天地,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一番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