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國家新的政策環境，作為不斷發展中的民辦教育，一定要根據市場需求，不僅要有‘打靶思維’，‘先瞄準后開槍’，而且還要有‘導彈思維’，即導彈朝天發射后，鎖定目標，不斷調整方向。”陶西平期待地說，“民辦教育創辦者不能因一時困難和挫折而動搖，也不能因一時有雜音而迷茫。

■本報記者柯進

2017年1月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對民辦學校實行分類管理，允許興辦營利性民辦學校。聯想到2017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和《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這些新政給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民辦教育提供了一個“集體突圍”的契機。

2017年歲末年終，在海口經濟學院的數間會議室內，550余名專家學者和來自24個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省級民辦教育協會負責人和全國各地部分民辦學校代表，展開了一年一度的“華山論劍”。

招考改革對民辦教育有何影響

2017年9月，國務院正式發布了《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這次改革究竟給民辦教育界釋放了什么樣的信號？對未來的民辦教育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東方劍橋教育集團董事長于松嶺認為，在國家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大背景下，我國民辦教育將迎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具體而言，民辦高校在解決生源不足的問題上，可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考慮增加中西部地區招生的比重，提高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開展農村學生貧困地區定向招生；集中在大中城市的民辦學校，還可以主動承接政府緩解隨遷子女入學、升學和擇校的責任，以破解生源困境。

新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中的分類考試，也為民辦教育發展提供了新空間。“新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明確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與普通高校相對分開，實行‘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評價方式和取消錄取批次。這就大幅降低了對考入高職院校學生文化課程的分數要求，既有利于緩解民辦職業院校招生難，又能有效扭轉長期存在的招生層次低、生源固化的現狀。”于松嶺說。

但是，對于處在十字路口的民辦教育而言，新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既有機遇，也會帶來挑戰。采訪中，多位民辦教育界人士表示，從宏觀政策角度來看，國家在“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的同時，也明顯“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這實際上也在招生計劃階段分流了民辦高校在欠發達地區、人口大省的優秀生源；“完善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的具體辦法”、“合理分配優質普通高中和優質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