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常務會議決定，決定調整西藏全區(qū)最低工資標準;同時新增購買3000個公益性崗位;研究申請救助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核對等工作。

本次會議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低工資規(guī)定》和《西藏自治區(qū)最低工資規(guī)定》有關精神，結合西藏全區(qū)實際，將現行月最低工資標準1200元、1150元調整為每月1400元;將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由現行的11元、10.5元，調整為13元。

據悉，今年以來，我國已有多個地區(qū)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是14%，目前全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都普遍建立了最低工資標準的正常調整機制。

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fā)言人李忠表示，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要考慮多種因素，包括當地就業(yè)者及其贍養(yǎng)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城鎮(zhèn)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還有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fā)展水平、就業(yè)狀況等因素。最低工資標準發(fā)布后，各地應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進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

記者粗略統(tǒng)計，進入來，先后有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北京等6個地區(qū)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深圳提高到2030元/月，最低工資標準首次超過兩千元大關，成為目前全國最高的地區(qū)。

應當說，上調最低工資，對于高收入群體來說，影響甚微，但對于收入低微的工薪階層來說，這種真金白銀式地提高待遇，確實是一大利好消息，可以緩解一些生活壓力。對于政府而言，此舉措有利于調整產業(yè)結構，企業(yè)發(fā)放工資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會增加，這就逼迫企業(yè)向更有技術含量領域轉型;上調還可增加國內消費能力，促進國民經濟向內需增長型轉變。

在當下，用人單位仍掌握主導權，個別企業(yè)甚至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執(zhí)行最低工資標準上，通過采用加大勞動強度、加班限度來抵沖工資上調的，也有將包吃包住及各種補貼當作工資合并計算的，還有以計件制、服務外包等來打擦邊球的。如此一來，表面上似乎符合最低工資要求，但是擠掉水分后實際報酬卻并未有效增加甚至不增反降。面對這種“注水式”的上調最低工資，政府應當提供勞動者一個可以申訴的平臺，進而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

但是，需要明確的是，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初衷在于改善民生，而民生的改善，不僅僅在于工資的提高，貨幣是否貶值、CPI是否上漲過快等因素都與之密切相關。如若僅僅是關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這與改善民生的初衷背道而馳，只不過是數字上的美化而已，建立與物價上漲、生活質量上升相匹配的工資制度才是最令人期許的。

所謂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在法定工作時間內勞動者提供了正常勞動，用人單位必須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企業(yè)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企業(yè)的分配制度，更不能將最低工資標準分成若干部分，以其中的一部分來計算加班費。生產經營正常、經濟效益良好的企業(yè)，工資發(fā)放的標準都應高于最低工資標準。因此，最低工資不包括加班加點工資，不包括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各種特殊工作環(huán)境條件下的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