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全會干貨：指導由“三”變“四”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17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中央委員會*作重要講話。

　　中新網10月24日電 十八屆四中全會于23日下午閉幕，微信公號“智谷趨勢”刊文認為，四中全會公報釋放出不尋常信號，其最大的變化是在指導的表述上。此次公報與去年三中全會公報相較，指導由“三”變“四”，表明現任最高的體系已經納入到最高意識形態理論體系之中。

1、指導由“三”變“四”

　　四中全會公報最大的變化，是在指導的表述上。對于中國政治而言，指導的變化往往透露出重大信號。比如何時不再在會議文件中提“毛澤東”，何時寫入“三個代表”，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節點，標志著最高建構意識形態的戰略意圖。

　　此次公報與去年三中全會公報相較，指導的表述上，在“以鄧小理論、‘三個代表’重要和科學發展觀”之后，加上了“深入*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導由“三”變“四”。這是中共最高規格會議文件中首度將“的講話精神”與已經載入黨章作為中共指導的鄧小理論、“三個代表”重要和科學發展觀相并列。

　　這一變化表明，現任最高的體系已經納入到最高意識形態理論體系之中。更引人注意的是，至今高層沒有表現出任何對“講話精神”進行類似“三個代表”或“科學發展觀”那樣的命名的跡象，未來會否能出現將現任的姓名嵌入執政指導的情況(比如毛澤東)，有待觀察。

2、“黨的領導”詞頻創新高

　　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中，一共出現了13次“黨的領導”，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中央全會公報中從未出現過10次以上，去年的三中全會公報中只出現了5次。公報并且首度寫入“黨的領導是*最本質的特征”。這表明中國的法治建設旨在強化執政黨的權威，而非推行西方式的政治體制。

3、“反腐敗”僅出現一次

　　出乎公眾意料的是，四中全會公報全文只在總結一年來工作時提及一次“反對腐敗”，而在關于法治建設的具體論述中無一處“反腐敗”字樣，而此前外界預期將對周永康、徐才厚進行處理，也未見相關內容。這并非表明高層對“反腐敗”不重視，很可能說明高層將“反腐敗”作為和“依法治國”相并列的頂級命題，將在未來專門開會研究。目前來看，明年的五中全會可能會作出對周、徐等人的最終處理決定，屆時是否會打破慣例在討論五年規劃之外專門涉及反腐敗問題，引人關注。

　　此外引人注意的是，此次全會確認中央政治局對原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中央委員楊金山“開除黨籍”的處分，這是對楊金山案件的首次公開。

　　一般情況下，官員落馬的消息不會通過中央全會首次宣布，中央全會只是對已有案件履行程序性手續。這次楊金山案的消息披露大異常規，通過中央全會曝出，顯示出軍隊治理的復雜性。此前，對中央軍委原副*徐才厚的處理也打破慣例，高層在對其立案調查時并未對外公開，公布時就已進入“開除黨籍”的處理階段。

4、司法改革有干貨

　　公報明確提及三方面的司法改革措施：

　　一是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要建立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高層試圖以此解決敏感的官員插手司法案件問題。但司法機構的獨立性，牽涉到黨權與司法權、政法委與法院檢察院等領導與被領導的復雜問題，這一制度究竟如何起作用，有待觀察。

　　二是建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和檢察院，試圖從解決司法機關受地方黨委政府過度干預的問題。同時，高層還借鑒美國等國家的經驗，提出最高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最高法巡回法庭或成為一些跨行政區大案要案特殊案件的審判臺。

　　三是強化“法律人共同體”，提出要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法官和檢察官。該項措施有助于提升中國的“司法職業化”水。1998年到2008年期間，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力推司法職業化，但在2008年以后這一趨勢出現明顯反復。從這次公報的表述來看，從技術層面推動司法職業化的改革已經重啟，且有望加速。

5、“依憲治國”寫入公報

　　四中全會回應外界爭議，“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寫入了公報。

　　2017年12月4日，*在紀念現行憲法頒布三十周年大會上首度提出“依憲治國”，這被視為新一屆公開言論中與“憲政”一詞的內涵最為接的概念。此后一段時期“依憲治國”一詞在公開媒體報道中忽隱忽現，引發外界猜測。而在四中全會會議中載明“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表明執政黨愿意更大程度上使憲法發揮作用的改革姿態。

　　但從公報的內容來看，一些關于憲法實施的重大問題，并未直接回應。公報僅籠統提出要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一些法學界人士呼吁的成立“憲法委員會”等專門憲法監督機構，甚至逐步引入“違憲審查”等深層次改革，可能尚無時間表。

　　當然，去年的三中全會就曾出現過會議公報表述比較審慎，但會議最終公布的“決定”的改革力度超過外界想象的情況。因而對于四中全會相關改革的力度強弱，可能還需未來幾天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