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寫在規定里的漲工資，總是無法及時兌現；承諾“發13個月工資”、“年底績效獎金”，最終卻不了了之。　　

一線教師備課、上課、批改作業，往往負荷很重，可除了這些正常工作之外，還常常要承擔諸如組織學生捐款、承辦校園晚會，甚至打掃街道、入戶檢查等額外工作。　　

學生考試不交試卷，教師拉了學生一把，竟被家長說成毆打學生，逼著教師賠禮、賠償。　　

有的學校規定，校長不簽字，女教師不準生二孩，否則女教師有可能被罰款甚至被開除。　　

……　　

教師的工資待遇長期偏低，教師被與工作無關的事情拖累，正當的懲戒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女教師難以正常享受生育權……今年兩會前夕，由本報發起的一個“給兩會代表委員提建議”活動，得到了不少教師的回應。事實上，教師們反映的類似案例，在許多地方并不鮮見。而關于教師權益的話題，年年兩會都會提及。　　

保障教師權益，讓教師理直氣壯教書育人，是一場需要持續開展的攻堅戰。　　

提高標準

不讓教師在待遇上吃虧

保障教師權益，工資待遇始終是教師最關心的問題。　　

湖北省英山實驗學校教師段偉擁有中學高級職稱，在一線教學崗位工作已有32年，曾被評為“黃岡名師”。他告訴記者，目前在英山縣，工作10年左右的教師，每月工資約為2500元，而已工作30余年的他，每月的工資總額也不過4200元左右，僅能維持家庭生活基本開支。更令他難以接受的是，同樣擁有中級職稱，同樣工作30余年，對比安徽、江西等省份的教師，他的工資每月少1000元左右。“即便在湖北省內，擁有相同職稱，省城教師工資也高于地級城區教師千元以上，而地級主城區教師又高于城鎮和農村教師近千元。”說起這些，段偉總有些“想不通”。　　

“在河南、河北、陜西、山東、寧夏等省份，多數教師每月工資不足2000元，有的代課教師甚至只有幾百元，許多年輕男性寧可選擇出去打工，也不愿意當教師。”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在今年的兩會議案中指出，提高教師工資待遇事關教育大計，已經刻不容緩。　　

“教師的基本工資整體偏低，不同地區、學校教師之間的差距明顯，這是很大的隱患。”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說。　　

針對教師工資待遇這一“老大難”，全國政協委員、鄭州大學副教授舒安娜特別在提案中強烈呼吁提高中小學教師工資待遇。　　

“中小學校在硬件建設方面已經大大提升，可是與之對應的是教師工資待遇仍然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這不利于發揮教師的積極性。”舒安娜表示，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夠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提高中小學教師工資待遇，比如通過設立教育質量獎，對好教師進行獎勵，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使教師隊伍更加穩定。　　

與教師收入相關的還有久為廣大教師詬病的教師教齡津貼制度。1985年頒布的《關于教師教齡津貼的若干規定》自實施以來，根據教齡給予教師一定補助，最高每月10元，最低每月3元。遺憾的是，這一規定實施了30余年，補助標準卻一直未變。　　

“1985年，教師工資在60元左右，對于那個時期的教師來說，3元至10元的津貼在工資中占有較大比重。應該說，教齡津貼對于解決教師的實際生活問題或者提高教師的生活水準、穩定教師隊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寧夏區委主委馬秀珍說，“但是，現在幾元錢的津貼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為此，馬秀珍在兩會上建議，國家應適當提高教齡津貼，讓長期在一線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不在待遇上吃虧。　　

馬秀珍說，教齡津貼要隨著其他津貼、補貼的增長而增長，按當地教師隊伍平均工資增長幅度提高。按照最初教齡津貼占工資總額的比例算，目前的教齡津貼應該調整為每月200元至300元，這樣才有助于在一線專心于教學工作的教師安心做好教育。　　

減少干擾　　

讓教師多點兒業余時間　　

保障教師收入，讓教師的錢袋子鼓起來，是讓教師體會職業幸福感、愿意留在三尺講臺的基本舉措。面對留下來的教師，教育部門、學校該如何讓他們更專注地開展教學工作，少受外界干擾？　　

教書育人是教師的本分。但如今，讓教師在原本已經繁重不堪的本職工作之外承擔大量與教學無關的任務，似乎已經成為學校的“潛規則”之一。不少一線教師都表示“深受其害”。　　

一名西部地區教師告訴記者，本校教師除了教學之外，經常要參與社會治安維護，比如每周騰出半天時間到街道掃地。一名安徽教師則表示，在自己所在的寄宿制學校，教師經常要做“三陪”，陪學生吃，輪流陪學生住，陪學生上早晚自習，教師被綁在學校，業余時間寥寥無幾。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六盤水市實驗小學教師吳明蘭在兩會上透露，一些一線教師向她反映，本應社區承擔的疫苗建卡等任務，在一些學校要由教師完成。類似要“補”的、手寫的資料，雖然與教學無關，但有時也會安排到教師身上。　　

吳明蘭表示，希望教師能更多地回歸教學本身，不要承擔與教學無關的任務。　　

事實上，大量的非專業性工作，讓教師疲于應付，也不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學校，大量與教學無關的體力勞動讓教師身心勞頓，職業病頻發，事無巨細、包辦代替式管理讓他們疲憊不堪，教師在學校要承擔許多低智慧的勞動，這是許多人不愿意在一線教書的重要原因。”他認為，只有當教師從這些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專注于專業化、職業化發展，能夠自由分配自己的時間，才會有教師隊伍素質的整體提升。　　

明確懲戒權　　

讓教師敢管學生　　

教師合法的教育教學權益受到侵犯和干擾，不僅表現在承擔大量額外工作，即便在教師工作的主陣地??課堂內外，侵權行為也時有發生。　　

據中國新聞網報道，去年10月，河南省郟縣教師張占超因班上某學生不寫作業、上課擾亂課堂秩序，便將情況電話告知其父，希望家長能來學校共同商量解決辦法。沒想到，該學生家長興師動眾來到學校，對張占超肆意毆打，致使其身受重傷。　　

一名黑龍江教師告訴記者，該校一名教師因學生考試不交試卷，拉了學生一把，結果被家長大肆渲染，說成教師毆打學生。最后，學校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強制性要求教師賠禮、賠償，并在全校大會上做檢查。　　

這類“校鬧”事件，近年來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在近年發生的多起學生侮辱、毆打教師事件中，教師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雖然《教師法》明確規定，侮辱、毆打教師者，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行政處罰。但事實上，由于社會風氣和輿論導向，這些法律法規幾乎成為空談。”劉希婭對此表示憂心。　　

學校如何保護教師的安全？教師能不能處罰學生？如何保證教師的正當懲戒權？時至今日，這些問題的答案依舊模糊不清。盡管2009年教育部頒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中，規定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但何謂“適當”，條文中并沒有明確的說法。　　

“沒有明確教師懲戒權的法律條文，不僅教師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而且教師處理尷尬事件過程中的話語權被間接地剝奪。‘校鬧’出現時，教師常常處于有道理無依據的尷尬處境。”一名教師表示，現在教師根本不敢管學生。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已經呼吁多年，希望從法律體系的完善中找到一條依法治教的路徑。“將修訂《教師法》提上日程，同時建議制定《學校法》，這才是保障教師權益的根本路徑。”周洪宇說。　　

劉希婭也在議案中呼吁，“地方政府不能把重視教育只停留在文件、宣傳上，而應切實落實法律規定的教師享有的福利待遇和合法權益。教育主管部門要出臺相關文件，明確教師的教育教學權利不受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