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制度的規范性是要求企業管理制度呈穩定和動態的統一的，長年一成不變的規范不一定是適應的規范，經常變化的規范也無一定是好規范，應該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而實現相對的穩定和動態的變化。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企業管理制度應是具有相應的穩定周期與動態的時期，這種穩定周期與動態時期是受企業的行業性質、產業特征、企業人員素質、企業環境、企業家的個人因素等相關因素綜合影響的。

　　決策是組織或個人為了實現某個目的而對未來一定時期內有關活動的方向、內容及方式的選擇或者調整過程。簡單地說決策就是定奪、決斷和選擇。決策是計劃的核心問題只有對計劃目標和實施方法等要素進行科學的決策，才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計劃。

　　企業管理制度的制定所達到的管理最終目的就是員工能夠自動自發。就像幾千年中國統治者采取的外儒內法一樣，內法的目的就是達到對外的道德自覺，一個企業管理制度的最高境界是能讓員工達到慎獨。慎獨是儒家修身的最高標準，所謂的慎獨就是一個人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個人也能嚴格的按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實現員工慎獨其實是管理的理想目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所期盼的理想社會，也是一個國家中人民思想素養的最高訴求。

　　在企業這個組織中如果員工不敢做壞事，是因為怕公司的管理者，這個企業家一定是一個魅力型領袖，他不僅是這個企業的靈魂，也是這個企業的員工的教父，這個企業家也肯定是浩然正氣的道德堅守者，這家公司是人治管理;如果在一個企業，基層員工不能做壞事，是因為在這個公司沒有機會做壞事，這家公司一定是法制制定的非常嚴格和科學;如果在一個企業，員工不愿意做壞事，是因為連想都沒有想過，這家公司就達到了員工能夠慎獨的心治狀態。

　　人治需要這個企業老板非常厲害，但老板厲害是鳳毛麟角的事情，魅力型領袖畢竟少之又少，一個企業法制和機制厲害，但法制厲害又會對企業的創新造成極大的殺傷力，一個企業能夠達到員工慎獨的狀態，也就是心治的狀態其實就是這個企業的企業文化厲害。

　　人治、法治和心治是管理的三個層次，中國現在看似成功的企業大多是這三個管理層次的某一種選擇和三種管理層次的綜合體，但無論企業現在多么成功，處于第一和第二種管理層次的企業很難做到基業長青。早期的中國企業由于創業者的吃苦和拼搏精神，即使靠人治也能使企業成功，因為社會的競爭環境和所處的時代造就了魅力型企業家的英雄用武之地，如柳傳志、張瑞敏及馬云等。但是面對日益完善的市場環境和市場信息化，全球化的發展進程，面對魅力型企業家的離去，人治已失去了他的生存環境，只靠人治企業很難再可持續增長。只靠西方的法制管理，走古典管理學的老路也是行不通的，沒有好的機制對于企業是萬萬不行的，但機制也不是全能的，完善的機制能規范員工的行為，但員工是被迫的，被迫的管理行為就可能產生消極怠工和逆反的心理，這種管理層次也不能使企業很好的發展。

　　心治管理作為管理的最高層次，標志是企業實現員工的心理訴求，員工從內心歸屬于企業。人治管理的實現，它必須是有完善的企業管理制度和優秀的企業文化才行。完善的企業管理制度是西方管理學在企業中的應用，而優秀的企業文化對中國企業來說，就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儒家的慎獨就是心治管理境界的表現形式，王陽明的心學及禪宗的明心見性其實都是心治的哲學思想的表達。我們提倡的中國化管理就是西方的管理科學機制與中國傳統哲學管理文化思想的結合，中國化管理是企業管理到達心治的必經之路。中國古代著名的商幫都是靠優秀的傳統文化對員工進行心理訴求的改造和滿足，使他們成為從內心上忠誠于組織系統的可靠骨干，著名山西票號日升昌靠的就是企業文化來維系整個商業的運營模式和員工的忠誠度。當然，也有一些企業管理制度做必要的保證，但心治管理是它成功的關鍵。

　　企業管理制度作為社會管理的分支，很大程度上受到整個社會文化的影響，沒有文化生態的大壞境很難打造一個優良的小環境，但反過來小環境又會影響大環境，所以凈化企業這個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對改良社會文化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中國目前大部分企業還處于人治階段，我們進行企業的升級換代和產能轉換的同時，企業管理制度水平也應該升級換代，也應該從原始的人治向心智轉變，只有物質和文化的雙重改變，中國企業才有競爭力，才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