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工資不是“隔壁老王”說了算

　　年來，公務員群體尤其是基層公務員工資的調整信號屢屢被放出。日，“適當提高基層干部待遇”又被寫入了中辦文件。在北京，基層公務員群體的收入如何?昨天，多名北京基層普通公務員表示，他們的實際收入在5000元左右，甚至更少，“相對于北京的生活成本，收入偏低。”(11月20日，新京報)

　　公務員的工資高不高、該不該漲，這絕對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主觀題”，而是毫不含糊、“舍我其誰”的“客觀題”。無論公務員如何吐苦水，也不管公眾如何吐槽，都不能左右相關政策。公務員工資不是“隔壁老王”說了算。

　　其實，公務員工資之所以會引發輿論的漩渦、跌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陷阱，關鍵還在于工資的模糊性。不可否認，長期以來，公務員工資一直都處于“霧里看花”的朦朧狀態。這與相對復雜的計算方法有關。舉例而言，工資由哪些部分構成，不同級別之間的級差又是多少，如此這般的問題，別說公眾，就連身處“圍城”之內公務員自身，恐怕也只能記住工資總額。至于能將細則摸清吃透的，基本上算屈指可數。

　　此外，除了“顯性”工資，公務員的“隱性”福利也被廣為詬病。誠然，在曾經的歲月里，某些公務員的確享受著他人難以企及的福利待遇，但隨著打虎拍蠅“號角”的吹響，集體旅游、節日補助等非工資收入基本上銷聲匿跡。至于福利房更是早已成了“老黃歷”。也就是說，公務員的福利早就沒有了“優越感”。公眾的思維之所以沒能及時轉過彎來，既和信息公開不到位有關，也與個別頂風違紀的“老鼠屎”相聯。

　　因此，無論用老眼光看待問題，還是道聽途說形成的思維判斷，都不科學、不合理、不可信。實際上，對于公務員工資的設定，公眾和公務員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發言權，但不可喧賓奪主。因為公務員工資絕不只是錢的事。一方面，公務員工資具有重要的調解意義，過度東方紅和過分壓制都不利于人力資源市場的穩定和衡。另一方面，公務員工資關乎地方財政分配，工資過低影響積極性或工資過高形成財政壓力，進而殃及民生投入，都不是黨之所愿、民之所盼。

　　言及于此，筆者認為，公務員工資高不高，漲不漲、漲多少、怎么漲，是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可以群策群力，但不能被裹挾。只有在相關部門的統籌規劃下，綜合考量物價水、行業差別和社情民意之后，再經過科學推敲、嚴謹計算，方能做出最終定論。也唯有如此，才能迎來“大團圓”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