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努力奔跑，我們都是追夢人。”，2019年兩會分別是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分別于2019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歷年“兩會”的時間一般控制在10-12天左右。兩會涉及社會發展各個層面的議題，是廣大選民表達意見要求的好機會，那么今年兩會都有哪些熱點話題呢？本文大風車網小編將為你介紹關于養老改革的一些相關新聞信息，希望對你有幫助.以下是2019年全國兩會關于養老改革的提案最新新聞消息，可供參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2日共同發布的《社會保障綠皮書：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2019）No. 10》（下稱報告）指出，因為老齡化速度加快，個人賬戶養老繳費被用于支付當期退休者使用，結果職工個人賬戶為空賬，養老金權益債務實際上處于隱性負債狀態。

此外，因為勞動年齡人口每年以三四百萬速度下降，而每年達到退休年齡的新增人口近千萬，中國養老金支付面臨危機。

上述報告測算認為，2015年養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有6個，但是到2022年，半數省份養老基金將收不抵支，其中個別省份累計結余耗盡風險加大。

報告認為，要促進養老基金快速增長，核心是要“放水養魚”，讓企業和居民收入能快速增長。在做大經濟總量時，降低稅費繳納比例，實際可以提高整體的稅收和社保費收入。為此，報告建議，可以適度降低基本養老保險名義費率，全國各地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可以設定在16%-20%。

浙江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何文炯指出，因為用人單位普遍感到社會保險的繳費負擔過重，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速度趨緩的背景之下。但是如果要維持現在的保障待遇，現在的繳費水平很難降低。所以，要降低目前的實際繳費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半數省份養老金將收不抵支

根據報告的測算，目前全國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問題突出。

目前部分省份的養老基金已“不夠用”。如2015年當期收不抵支的省份達到了6個。目前，部分中部省份（如江西、湖北）和西北地區省份（如甘肅、青海、寧夏）基金當期結余量已經很小，未來2年這些省份會出現收支赤字。

從財政補貼看，政府不斷加大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補貼力度，補貼數額已經從1998年的24億元上升到2017年的8004億元，增長了332.5倍，20年來各級財政補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總數額為4.1萬億元。按照以往的增速計算，2019年各級財政補貼規模將達到1萬億以上，此后每年還需增加一兩千億。

而未來各地養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問題還會加劇。報告提供的精算結果顯示，2018-2022年，養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數量將維持在13-14個，接近全國省級統籌單位的一半，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東北和中西部地區。其中個別省份累計結余耗盡風險加大，基金結余向部分省份集中的趨勢愈發明顯。

對此，報告副主編、首都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龍玉其指出，中國人口老齡化特點是總量大、速度快、高齡化、未富先老。快速老齡化過程中，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并沒有完全做好準備。

“養老繳費時，很多企業不是按實際工資繳納社保費的，而是按最低工資繳的，這導致養老金少繳。但是如果按照規定的要求繳，企業和個人負擔重，這也是問題。”他說。

提高社會福利支出占比

鑒于目前個人養老繳費的賬戶為空賬，未來應加快改革。比如有三種方案可以選擇：

一是將個人賬戶完全虛擬化，放棄做實個人賬戶的提法，把個人賬戶基金和社會統籌基金混合使用，但保留個人賬戶的激勵功能，個人賬戶養老金與個人繳費直接關聯。

二是剝離個人賬戶，將個人賬戶與社會保險強制繳費或社會保障稅有機結合，作為公民領取基礎養老金的基本依據。

三是堅持繼續做實個人賬戶，合并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與住房公積金，實行完全積累型的基金運行模式，類似于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和中國香港的強積金制度。

龍玉其指出，第三種方案改革力度大。中國要實施這個改革的話，有一個情況也要引起注意，就是企業的負擔比較重。

根據記者了解，個稅、公積金以及社保費加在一起的話，繳費總額甚至可以達到居民工資的40%或者50%，這對企業和居民均是巨大的負擔。

為此，西北大學教授席恒建議，養老繳費比例必須要較大幅度下調，如此才能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如果企業負擔重，同時經濟增速放慢了，則未來養老金收支平衡的壓力更大。

要解決養老金支付壓力大的問題，還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比如促進生育率提升和延遲退休制度的出臺。此外，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中國財政資金較多地用于促進經濟建設支出，對社保和居民福利支出比例尚待提高。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舉例指出，從全口徑預算看（ 把一般公共預算+政府型基金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國有企業經營預算合一），中國經濟建設方面財政支出大體占40%，社會福利性支出也大體占40%。但歐美國家經濟建設支出最多不超過20%，剩下60%用于社會福利性支出。

“未來中國財政支出結構也要進行調整，這是社會保障提質增效的階段。”高培勇說。